【专题推介】王鹏程︱西京美人的市井传奇——论贾平凹的新长篇《暂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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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京美人的市井传奇

 ——论贾平凹的新长篇《暂坐》

作者简介

王鹏程,男,陕西永寿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21-28页。

      《暂坐》是贾平凹第二部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其与近三十年前的《废都》, 在时间维度上构成了西京遥相呼应的“两都赋”。如果说《废都》是世纪末知识分子心灵挽歌的话,那么《暂坐》则是新世纪独立女性的市井传奇。从“废都”到“霾都”, 变化的是世道人心、 气候环境, 不变的是他们／她们虽然都生活在现代或“后现代”的都市中, 但从性别角色和主体精神来看, 都彰显出典型的“前现代”状貌。《暂坐》中的女性被“前现代”社会的性别观念和权力意识塑造而来, 她们认同于自己被规定的角色, 陶醉于扮演被物色、 被挑选的对象, 她们既困惑于日常生活、 欲望追求与内心空虚, 亦在权力和资本之间艰难周旋和苦苦挣扎; 她们既追求个人价值的独立和商业经营的成功, 亦焦灼不安地寻求精神安妥和灵魂慰藉。就此而言， 《暂坐》是一部融合西京百态、 聚焦女性命运的市井传奇。

贾平凹;《暂坐》;  西京;  市井传奇

贾平凹是一位气质阴柔、热心于塑写女性命运的小说家。女性作为“半边天”或“第二性”,在他的小说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和分量。新世纪以来,女性在他创作中的地位更为显豁和突出,如《秦腔》《带灯》《极花》——通过女性的人生遭际和命运变迁,展现了转型时代中国光怪陆离的世相变化。这种趋势,在贾平凹的新都市小说《暂坐》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如果说他的第一部都市小说《废都》,是氤氲着世纪末情绪的西京城男性知识分子的颓废、幻灭和无家可归的挽歌,唐婉儿、柳月、阿灿等女性尚是崇仰庄之蝶的粉丝,那么,《暂坐》中的海若、严念初等职业女性(也可称为中国式的“中产女性”)则获得了表面上的独立。在商业化、权力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她们通过自己的打拼,在雾霾笼罩的西京城获得了立足之地,尽管后来不可避免地在挣扎中败落。此外,从“废都”到“霾都”,西京的生活方式日趋社会化、都市化与娱乐化,这种变化改变了既往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和商业生态,孕育出新的社会结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就此而言,《暂坐》与相隔近三十年的《废都》,在时间维度上构成了西京遥相呼应的“两都赋”。

《暂坐》中的女性因不同的机缘而落脚古都西京,她们气质高雅,美丽时尚,号称“西京十玉”(实际不止十人)。以茶庄老板海若为中心,她们构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关照、相互慰藉的同心圆。小说从2016年写起,以照顾生病住院的夏自花和与茶庄交往密切的市上领导的“双规”为主、隐线,通过俄罗斯姑娘伊娃这个外来者“归来—离开”的陌生视角,勾连起她们的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和人情交往,叙写了一群追求经济富足、时尚新潮和个性解放的中年女性在西京城创业发迹的传奇,讲述了她们在婚姻、家庭、事业、友情与交际等方面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既展现了她们作为女性的妖娆妩媚的个体之美,也展现了她们被市侩主义主导的唯利是图的群相;既有当代都市女性日常生活、内心困惑和欲望追求的细致呈现,也有她们在权力和资本中间的艰难周旋和命运流转;既有商业、文化与权力紧密胶合的黑色内幕,也有焦灼现实地寻求精神安妥的焚香礼佛……可以说《暂坐》是一部融合西京百态、聚焦女性命运的市井传奇。

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间,中国女性跟整个社会一样,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状貌:没有思想上的基础,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努力的方向,也谈不上意义上的探寻和追求,几乎被现实生存和物质欲望淹没。物质上愈来愈加丰裕,人们的选择越来越自由。女性的称呼也越来越多元,中国女性似乎从来没有这样“自由”“自主”过:如女权主义者、全职太太、“剩女”、大龄优质妇女、美女、“女汉子”“软妹子”“萝莉”“御姐”“女王”“白骨精”“白富美”等新名词层叠而出,但实际上,中国女性也从来没有如此迷茫无助过,从来没有如此的失魂落魄过,——她们被逼进了貌似自由的“后现代”的死胡同,选择的余地较以往更加狭小逼仄。究本溯源,这种处境当然不能回避男女平等、性别公正、文化差异等问题,然而最根本的却是经济、政治、社会等对其内在的规定、控制和塑造。我们知道,“降生在任何社会的绝大多数个体,无论其所属社会的习俗有什么特质,正如我们已见到的,他们总是采取那个社会所需要的行为。这种事实常被其文化载体解释为,是由于它们的特殊习俗反映了一种根本而普遍的明智。实际原因是颇为不同的。大多数人被依其文化形式而受到塑造,这是因为他们有着那种与生俱来的巨大的可塑性(malleability)”［1］(P197)。对于社会和人生,《暂坐》中的海若等“西京十玉”,有着露丝·本尼迪克所谓的“根本而普遍的明智”,完全是传统习俗和社会文化的建构物。她们生活在“后现代”的都市中,但从性别角色和主体精神来看,却是典型的“前现代”状貌。

“后现代”最鲜明的表征,就是《暂坐》中的海若、向其语、应丽后、冯迎、希立水、夏自花等“西京十玉”，包括俄罗斯姑娘伊娃,都时尚新潮,美丽可人,她们用现代都市女性的外在装饰和文化表述,传递着鲜明的时代信息和共同的个人体验。她们考虑着如何去染奶奶灰,做拉皮手术,如何去注射玻尿酸,谈论着胶原蛋白消失、苹果肌下垂、去韩国整容……正如波伏娃所言,“服饰对许多女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可以使女人凭借幻觉,同时重塑外部世界和她们内在的自我”［2］(P499)。极端者如辛起,为了骗取港商财富,偷偷做了缩阴术。被抛弃后,又谋划着骗得港商的精液,冷冻后去做试管婴儿,以此来要挟。这些女性注重自己的美色,将美色和身体作为吸引男性的资本,认同作为男性欲望化对象的存在。她们是所谓的“好女人”,几乎都是单身,她们不相信爱情,也不相信婚姻,不再对婚恋关系中的男性抱有任何希望和丝毫幻想。对于她们的过去,小说或一笔带过,或着墨不多。但我们可以看到,她们都有着失败的感情和婚姻,对男性走进自己的情感世界充满提防或排斥。海若对严念初说:“咱这姊妹们谁的婚姻好过?蒜剥了皮都光光洁洁的,咬嚼了只有自己知道又辛又臭么。”［3］(P66) 小说中引用了当下很流行的一句话——“别说我爱你,你爱我,咱们只是都饿了。”作者说:“这句话是别人说的,之所以用在此,也是表达当下的一些婚姻爱情的实况。世上或许有纯真的爱情吧,但现在的社会里更多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即使走在一起了,也多是‘饿’着,‘吃了饭’便各走各的。正如此,《暂坐》里的女子追求经济独立,要自我,要自由,要时尚,要潇洒,要文艺范儿,才多是未婚或离婚后的单身。这是别一样的时代,这也是别一样时代里的一群别一样的女子。”［4］“西京十玉”注重姐妹感情和同性之爱(如司一楠和徐栖),围绕在官商皆通、长袖善舞的海若周围,形成了一个情感和利益的小团体。她们通过各种途径与权力结交,凭借自己的资本、美色和努力,在市场—权力绾结的社会中,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她们天生丽质,摩登时髦,迷醉于消费主义;她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深谙权力和资本的运作秘密;她们虽不再依附丈夫或男友,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和表面的解放,但并不意味着不再依靠男性,而是寻找到了新的更有力的依附,依靠更有权势的男人。她们的走出家庭或告别婚恋,跟性别意识的萌发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并没有多大关系。就此而言,《暂坐》虽然书写了一大群西京城的现代女性,但却是一部与女性主义并无多大瓜葛的都市小说。这也是现代都市女性的真实处境:作为女性,在大的社会环境中,并不女“性”或丢弃了性别,“她注定要处于被限定的存在中:她通过她的被动性布施了和平与和谐,只要她拒绝扮演这个角色,就会被视为‘祈祷的螳螂’,吃人的女妖。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以特权的他者(the privileged Other)出现,通过她,主体实现了他自己:她就是男人的手段之一,是他的抗衡,他的拯救、历险和幸福。”［2］(P239) 这实际上也是包括“西京十玉”在内的中国绝大多数女性的处境。

海若作为“西京十玉”的灵魂,是作者高度理想化和非常认可的女性,她不自高自大,对姐妹们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关心每一个姐妹的幸福和发达。她说:“大家都是土地,大家又都各自是一条河水,谁也不要想改变谁,而河水择地而流,流着就在清洗着土地,滋养着土地,也不知不觉地该改变的都慢慢改变了。”［3］(P69) 姐妹们围绕在她周围,形成了一个情感和利益的小共同体。我们知道,女性的友谊如果能够成功地缔结并持续下去,对女性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但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却被限制在她们共同的女性命运之内,被某种内在的同谋关系捆在一起。她们在她们中间首先想的肯定是她们共同的世界。她们不去讨论意见和一般想法,但是却交换私人秘密和食谱;她们要联合起来创造一个相反的世界,这个世界要超过男性的世界”［2］(P507)。然而,一旦有个人利益或者私人感情侵蚀这种“内在的同谋关系”,她们的小共同体则岌岌可危。小说中,她们互相关照,互相抚慰,轮流照看病重住院的夏自花,表现出姐妹之间令人感动的手足之情。然而,这种感情并不牢靠,这是由于女性之爱的垄断特征决定的——“女人的伙伴感情极少能上升为真正的友谊。女人觉得她们的团结比男人的团结更有自发性;但是在这样的团结中,每一个人的超越都不能指向他人,因为她们共同面对着男性世界,她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独自垄断其价值。她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她们个性的基础上,而是一种直接的共同体验,所以立刻会由此产生出敌意的因素”［2］(P509)。在现实生活,两个女性越是要好,她们的关系愈是危险。在文学史上,女人被最好的同性朋友出卖,是一个屡见不鲜甚至有些老生常谈的母题。“西京十玉”之间的关系也潜伏着这种危险的“垄断”,正如羿光给严念初所说的:“一个个都是些刺猬的,抱团取暖着倒也相互扎得疼,一把沙子能握吗,越握越从指缝漏的。”［3］(P25) 小说中也写到了女人姐妹之爱与男女之爱的排斥性——海若“在认识羿光的那一年,羿光经常就打来电话,或者使她正在上班,或者就三更半夜。他是说打就打,随心所欲,她也是招之即来,乐此不疲。他们成了最亲近的朋友。白天里下班后她会帮他做饭,然后两人一块用餐。……那一年她是最忙碌的,精神头却是那么好,压根不知道疲倦。可当她开始有了一个一个姊妹,羿光的电话就越来越少,她的失眠症便也从那时患起。但羿光仍然是她最好的朋友,也成了众姊妹最好的朋友,她和她们有任何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都会找他,分享、请教或求帮忙。羿光也高兴地说过:我是心脏呀,快乐了跳得厉害,悲伤了也跳得厉害,受不了啊!”［3］(P107) 海若对羿光无疑是专一的、痴心的,但她高估了她跟羿光的关系,比如羿光偷约伊娃风流,不但羿光瞒着她,伊娃也瞒着她。在伊娃的潜意识里,能与著名作家风流遇合,有着难以言语的荣耀——“你是天才呀,绝对是天才”［3］(P75)。伊娃的这种心理,实际上是《废都》诸多女性崇仰庄之蝶的遥远回响,不过籍属置换到了海外。海若也隐隐约约觉得,姐妹之爱与对羿光的爱产生了令人郁闷焦灼的冲突,羿光因为她记着姐妹疏远他而冷淡她,她自己也因此患上了失眠症。

小说中，不仅姐妹之情,一切传统意义上很可靠很坚固的感情,都不堪一击。严念初朋友的朋友,芙蓉口腔医院王院长的朋友房地产商胡老板,资金回笼困难,通过王院长和严念初,向应丽后借贷了一千万,利息每月五十万,王院长为直接担保人,严念初为连带担保人。起初三个月,利息按时到账,后来却没了,胡老板就跑路了。应丽后后来也意识到这可能是严念初给自己使手段设套子,但已没有办法,只得央求海若来解决。应丽后担心钱还不上,海若说:“该相信友情。应丽后说:你让我相信友情?海若说:让严念初相信。”［3］(P53) 后来,应丽后让讨债公司参与,非但没有讨来旧债,反而新贴不少,搞得一地鸡毛。实际上,海若那种理想化的如同荣国府一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姐妹观念和怡怡之情,即使市上领导不被双规,在一个唯钱可见的丛林社会中,也难以维系下去。茶庄发生爆炸事件之后,海若杳无踪影,众姐妹也纷纷自顾。虞本温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了各自飞,何况众姊妹!世态炎凉,这次看清楚了吧。”［3］(P115) 树倒猢狲散,这是她们必然的结局。

从性别意识和主体精神上,《暂坐》表现出典型的“前现代”症候,——“西京十玉”貌似独立自主,实际上却被金钱、权力、关系和名人崇拜等支配,没有独立的性别意识和个人的主体精神,是男性欲望的对象。按照女性主义者的解释,性别差异不是来源于自然属性的规定与差别,而是被文化地建构起来的。“西京十玉”如同笼罩西京的雾霾一样,也是被“前现代”社会的性别观念和权力意识塑造而来的:她们认同于自己这种被规定的角色,陶醉于扮演被物色、被挑选的对象。皮埃尔·布尔迪厄说:“男性的欲望是占有的欲望,是色情化的统治;女性的欲望是男性统治的欲望,是色情化的服从,或者,严格来讲,是对统治的色情化的认可。”［5］(P26) 妩媚妖娆的“西京十玉”以及辛起和俄罗斯姑娘伊娃,穿V领裙,穿筒靴,挂玉佩,戴项链,戴墨镜等,都是羿光等——她们跟权力与资本的中介者的赏玩对象,羿光一会“惊若天人”, 说“今日都穿得这么鲜亮, 既然是女为悦己者容, 让我来抱抱, 我是抱衣服啊!”［3］(P24) 一会“赞叹美女们用两个指头夹烟支, 吸一口了胳膊更高高举直, 潇洒优美, 态味十足”, “忍不住捏了一下她的鼻子, 说: 你这个小脸,好可爱的”［3］(P27)， 等等。这种欲望的主体和欲望的对象相互分离,是一种不平等的、 单向的需要关系, 欲望的对象, 并未具备思想、 精神、 意识、 尊严上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另一方面, 二者又是同一的, 即欲望的对象对这种不平等、 单向的关系表现出完全的认同和接纳。正如波伏娃所言: “从男人那里获得经济解放的女人,在道德上、 社会上和心理上, 还没有处在和男人同样的境遇。”［2］(P639)《暂坐》中的女性正是如此。

海若经营的暂坐茶庄,是“西京十玉”日常活动的场所,也是众姐妹“走向新生活的圣地”［3］(P25)。小说通过羿光——这群“红色娘子军”的“党代表”同严念初与海若的对话,道出了“西京十玉”部分的“独立”真相:

她们说得热闹,海若和羿光也走过来,羿光只是嘿嘿笑。严念初说:羿老师笑啥?羿光说:你们都是飞天啦?严念初说:难道不是吗?羿光说:那我先给你们讲讲这是个什么社会吧,这个社会说是妇女翻身,其实仍然是男性的社会。我举一个小小例子吧,从街道办到市政府省政府,甚至中央开会,公布的会议人员名单中从来都是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括号女,男的为什么后边不加个括号标明是男呢?海若说:正是这个社会对女人不公,我们才要走出体制走出家庭么。羿光说:走出来就做生意?海若说:经济独立呀,不经济独立怎么精神独立呢?羿光说:是要经济独立,可都是些小老板呀,就像坐在窝里孵蛋的鸡,生下的蛋大蛋小,有的蛋还是软的,有的蛋还是蛋皮上粘满了粪便和血,却都咯咯大叫。海若举了拳头就在羿光背上打,叫道:我们在你眼里就是这形象啊!众声齐声讨,羿光抹了一下脸,说:比喻,比喻,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么。当然,你们这十一块玉,不,除了伊娃,是已经够优秀的了,有貌有才,有一定经济实力,想到哪就能到哪,想买啥就能买啥,不开会,不受人管,身无系绊,但在这个社会就真的自由自在啦,精神独立啦?你们升高了想着还要再升高,翅膀真的大吗?地球没有吸引力了吗?还想要再升高本身就是欲望,越有欲望身子越重,脚上又带着这样那样的泥坨,我才说你们不是飞天,飞不了天的。他问海若:你觉得呢?［3］(P28)

确如羿光所言，海若等“西京十玉”即使如何自强独立,在男性面前,她们从来不是主体,“而是荒谬地带有主观性的客体”,她们“把自己当做自我,又当做他者”［2］(P672)。非但如此,她们只有顺从和迎合,才能拥有自己的一隅之地。“西京十玉”从商,无一不认同其社会环境中的显规则和潜规则:向其语有一块地,一转手赚了上千万,又与人合办了康复医院;应丽后是倒腾房子的老手,光出租的门面房就有二十三间;严念初最先做电梯生意,后改行做医疗器械,赚得盆满钵满;司一楠是西京最大的红木家具店的老板;作为大姐大的海若,做茶叶生意,多财善贾,官商通吃,同市政府秘书长熟悉,跟吴老板、巩老板、齐老板等富商关系也非同一般。齐老板买茶叶一次就是买好几万,有时候给领导送名牌手表、珠宝玉器、高档衣服,也都是店里的小唐、小甄送货。正因为如此,她才成为“西京十玉”中众星环拱的北斗。小说中,市上召开招商大会,宁秘书长一如既往地照顾海若,一单就售出二百筒猴魁茶。海若投桃报李,跟以往一样,让小唐给宁秘书长一张卡。其他姐妹,之所以将海若当做大姐大,固然因为她的待人平和,体恤姐妹,更重要的是她人脉活络,结交官商,可以通天。如陆以可经营广告公司,企图通过海若和秘书长的关系,承揽LED显示屏的生意。“西京十玉”貌似独立,实际上却和权力紧密黏合在一起,或明目张胆, 或暗通款曲, 暂坐茶庄是她们开展活动的据点, 正如《金瓶梅》所言: “风流茶说合酒是色媒人。”［6］(P72-73) 她们由茶而传情, 由酒而催情, 由色而谋益, 经济上获利, 过上了珠围翠绕的时尚生活。但我们知道, 以色事人者, 色衰则爱驰, 爱驰则恩绝; 以色事权者, 权弱则利小, 权颓则难至。海若等“西京十玉”妩媚艳丽, 尽管她们精明能干, 但她们的商业活动, 或依权, 或附势, 可谓是霾都西京的莵丝。杜甫云: “莵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7］(P310) 元稹的《兔丝》则说得更透彻: “人生莫依倚, 依倚事不成。君看兔丝蔓, 依倚榛与荆。荆榛易蒙密, 百鸟撩乱鸣。下有狐兔穴, 奔走亦纵横。樵童斫将去, 柔蔓与之并。翳荟生可耻, 束缚死无名。桂树月中出, 珊瑚石上生。俊鹘度海食, 应龙升天行。灵物本特达, 不复相缠萦。缠萦竟何者, 荆棘与飞茎。”［8］(P6)

最终,因为市上领导被“双规”,拔出萝卜带出泥,“樵童斫将去,柔蔓与之并”,暂坐茶庄受到牵连,员工被带走,“西京十玉”作鸟兽散,伊娃离开西京返回俄罗斯。在小说中,我们看到,雾霾笼罩的西京城是一个空洞敞开的深渊——海若们追逐财富和地位,谈论幸福和不幸,被虚假的财富、虚假的兴奋和虚假的愉悦鼓动,她们的经济活动,固然有市场经济的一些因素,但本质上,仍然依托于律法松弛、权力寻租、贪贿风行和人情往来盘根错节而形成的畸形社会形态,是一种权力、资本、美色与欲望熔铸的商业经济伦理。

实际上,不止都市女性依附权力,面临着类似“西京十玉”的困境、危机和灾难,都市男性处在同样的雾霾之下,处境比海若们更为艰难,遭遇甚至比海若们更为不幸。因此,我们无需也无必要悼红惜玉,只怜悯女性的处境。在现实中,塑造“女人”的不仅是女权主义者所声讨的男性以及男权意识,在更多的时候,其实正是女性自己。而且,她们的命运和男性是相同的,她们／他们成为她们／他们自己的唯一途径,也许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西京十玉”在精神上是迷茫的、困惑的和空虚的,她们如同维多利亚时代的庞得贝一样,美丽雅致的外表下,体现着我们这个时代“最粗鄙的、最顽固的‘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她们“只关心恣意伸张自我,关心权力和物质成就,而对理想或观念没有一点儿兴趣——除了做完全自立之人这个观念外”。［9］(P380) 被物质、权力和资本裹挟,必然会导致精神上的孤独、幻灭和虚无。孤独是现代都市人的特征,也是“西京十玉”的生存处境。不过,这种孤独不是形而上的思想精神上的哲学意义上的孤独,而是在拥挤不堪、雾霾笼罩的都市,在无处不在的生存和竞争压力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煎熬的孤独。“西京十玉”们,一旦没有财富、权力与欲望带来的刺激与兴奋,她们不但孤独,甚至绝望和虚无。这正如作者所言:“我读过一篇文章,里边写道:‘城市越是现代,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越是艰难,其惶然命运的无望,失去信仰的撑持,远离存在的意义,彼此相交集,各自成障碍,表面常来往,实际不兼容,每个人都自我中心,每个人又身处边缘,不见外表的冲突,却在群体中大感不适,既虚弱又脆弱,既无力又无奈,既有所萦怀又无动于衷,情感的损伤无法疗治,精神的苍白难于慰藉。’现在的城市有太多需要我们看到的东西,然后把它表现出来。”［4］

因此,“西京十玉”将精神寄托在佛教上,寄托在西藏活佛上。这是她们的精神教父羿光给予她们的指引。羿光是跟庄之蝶一样的官商皆通的著名作家,是众姊妹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大才子、大名人,他因担任市模特大赛评委认识参赛的夏自花,从而走进了海若的姊妹圈。他是她们心灵依赖的对象,也是一个能给她们带来实利的“掮客”。他在官员和商人之间穿梭,为海若等人的生意穿针引线,不仅是她们的精神导师,也是她们的商业活动的经纪人。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羿光都会抓住机会给“西京十玉”讲法:“佛教讲缘生,说由于各种关系结合而产生各种现象,写小说也是如此”,日常生活也是如此;“佛教中认为宇宙是由众生的活动形成的,凡夫众生的存在便是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的周而复始的苦恼,随着对时间过程的善恶行为,而来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果宝,升降不已,浮沉无定。”［3］(P27) 海若虽是之前在吴老板介绍下,在活佛名下皈依当了居士的,但羿光无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他姊妹如陆以可、希立水、司一楠等,也受到羿光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想借着活佛的到来,皈依佛法。

因而,海若扩大茶庄,腾出一间来专门供佛。她将精神和希望寄托在佛法上,将一切不顺和不幸的解决,寄托在吴老板联系的西藏活佛上。她对众姊妹说:“不管当今社会有什么新名堂,新花样,新科技,而释迦牟尼要让我们众生解决的问题一直还在。我们不能去寺庙里修行,打坐,念经,我们却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禅修,去烦恼。当然具体到咱们众姊妹,现在都还不会。借着接待活佛,茶庄扩大了这间房,权当做个佛堂或者禅室,以后就开始礼佛呀。今天我们大家坐在这里,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坐在一起?表面上是请客吃喝,其实这是我们过去业的缘故吧,也更是我们每个人有着想解决生活生命中的疑团的想法和力量才聚成的。”［3］(P25) 小说中,从始至终,海若们一直热切地盼望着西藏活佛的到来,到了还是没来,她们的郁闷、困惑和不顺因而未得纾解,她们也没有得到佛法的护佑。随着市上领导的被“双规”和暂坐茶庄的爆炸,姐妹们风流云散,茶庄灰飞烟灭,一切正如茶庄的名字所喻——暂坐。暂坐,是佛家的智慧,正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作者解释说:“人生就是‘暂坐’呀,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暂坐’呀。小说要表现的是社会,是人活着的意义,这群女子又是如何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她们在经济独立后,怎样追求自在、潇洒、时尚和文艺范,又怎样的艰辛、迷惘、无奈、堕落。其中冯迎的线索,陆以可父亲的线索,‘活佛’的线索等等,甚或一开场茶庄二楼上的壁画都是以此而设置的。”［10］实际上,处在佛法所谓的“末法时代”,佛法被世间的物质欲望和丛林法则淹没,纵然有渡人渡己的功德无边的佛法存在,也没有几个人虔诚地去信受奉行。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海若读《楞严大义经》,读《妙法莲华经》,辟敬佛间,听羿光讲佛法,焚香礼佛,敬佛如佛在,对于佛法很重视;另一方面,她们所作所为,除了照顾救济夏自花一家有点佛性之外,其他并非信佛之人所为。羿光所讲的“升降不已,浮沉无定”,并没有给她们定力,多数时候不过是生活中的点缀而已(比如海若想借豪车来接活佛,真正信佛的人不会在乎外在的东西,真正的活佛也不会在乎)。就小说叙事而言,佛教说教在明末以降的世情小说中并不鲜见。按照浦安迪的说法,《金瓶梅》成文时期,“把佛教说教这一套编入小说文体的美学轮廓中,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格式。它被当做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其醉翁之意已经不在于说教本身”。不过,“《金瓶梅》中的因果报应框架并不是直言无隐的小说主题,而却是深具寓意,暗蕴反讽的处心积虑之作”［11］(P134)。在《暂坐》中,佛教“升降不已,浮沉无定”和“幻灭”的思想体现在人物身上,成为她们安身立命的哲学,也表现在小说的氛围和题目上,作者并没有去追求一种反讽性的张力,重构与存在、与世界的关系,刻意追求的而是一种与人物、与时代、与环境没有间隔的浮生若梦的“暂坐”感慨。

结语

《暂坐》中的女性,是贾平凹“将现实对象理想化”和“将理想对象现实化”的结晶。席勒在致歌德的信中说:“将现实对象理想化和将理想对象现实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后者从根本上而言属于自由虚构的创造状态。”［12］(P271) “将现实对象理想化”并非不需要虚构,但与“将理想对象现实化”充分依据虚构不同,其更需要坚固的现实环境的支援和和洽的人物性格逻辑。海若等十个女性,均风姿绰约,光彩照人,但除海若稍微丰满一些之外,其他人的形象比较模糊,内心世界也比较隐蔽。一定程度上,这与她们的“后现代主义”处境带给小说叙事的“非真实化”密切关联。杰姆逊认为,萨特发明的“非真实化”不仅指艺术品的蜡像化,更重要的是,“剥夺我们依赖的现实”,“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里,形象也是有着同样的非真实化的效果。尽管它很忠实地复制出现实,但也正是在这种复制中,形象将现实抽干了,非真实化了”［13］(P189)。虽然如此,这种“非真实化”效果,起决定性的,还是人物的过度理想化。因而,“西京十玉”也就给我们一种缥缈之感,仿佛就在身边,但又遥不可及。

小说的核心人物海若,寄寓了作者对女性的美好想象,是作者高度理想化的美人:她爱姐妹,为姐妹的利益奔波,有爱心,关心病重住院的夏自花,照顾夏自花的母亲和儿子……这些都表现出女性与生俱来的善良悲悯的性别特征,带有些许佛性。她读书认真,为员工制定“美德十三条”,要求员工饮食节制、言语谨慎、行事有章、坚毅果敢等;她供佛间瓷佛是名家烧瓷,条案是金丝楠木,壁画是西京著名画家王季临摹的西夏王朝的地宫画,房间到处是文学的、经济的、茶道的、瓷器的、插花的、鉴定珠宝的书籍,还有画册,有字帖等;她熟悉西京鼓乐,给徐栖讲解行乐《十六拍》的韵曲《绕仙堂》、耍曲《击鼓》、歌章《往东瞧》、铜鼓《步步娇》等……她心烦了,拿起古琴,弹一曲《渔舟唱晚》稳定情绪;或翻翻《芥子园画谱》调剂心情;或到罗汉床上摆弄那些珠子和文素扇,寻求安静。心情好的时候,在罗汉床上翻翻书,摘录四字成语,以备羿光题写,如“境界前尘,染净不二,阿裨跋致,清风在握,旷野无尘,逸翮独翔,高尚其事,鸣鹤在阴,被褐怀玉,澹然无极,格物致知,解衣盘礴,得大自在,有孚盈缶,幽娴贞静”［3］(P52)，等等。作者集百千宠爱于一身,爱之切,饰之重,不惜将一切美好的智慧的通达的东西集中在她身上,反而压垮了人物,造成形象失真,甚至矛盾。同时给人有一种时空的错乱感,感觉“西京十玉”命里都是“怡红院中人”,现实中却是“清河县上客”。换言之,海若等人是《金瓶梅》女性的处境,却有《红楼梦》女性的情怀。这种抵牾或许也构成了《暂坐》女性人物的张力,使得整个文本呈现出“前现代”与“后现代女性主义”交相错杂的症候,除了可以从人物形象、美学价值或者文学史的视阈去审视外,可能还蕴含着认识论、意识形态的和经济学的命题。《暂坐》的意义和价值,更多可能也在这种驳杂和混沌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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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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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5期第21-28页。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